社会资本研究50年

　　内容提要：过去三四十年间，社会资本研究始终是全世界社会科学最热门的领域之一，而因社会资本衰减所导致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人们普遍关注。社会资本可分为黏合性社会资本和连接性社会资本。其中，连接性社会资本在现代民主国家更重要，但也更脆弱。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始，美国的社会资本呈崩溃趋势，美国人的社会连接已经全面塌陷，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孤岛个体；不仅如此，由贫富悬殊形成的阶级隔离，已经严重危及了“美国梦”，因为出生决定命运。社会资本衰减问题既然事关现代民主的日常，就应当构成有担当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案头议题。

　　关 键 词：社会资本/地方政府/阶级隔离/美国梦

　　作者简介：罗伯特·帕特南，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肯尼迪政府学院原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译 者：孙竞超 孙竞超，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1)

　　我今天演讲的框架比较个人化，因为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是我眼中的社会资本理论；是过去50年间，作为一位学者，也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我所做的一些工作。如果你们读过我任何一本书，《让民主运转起来》《独自打保龄》或者《我们的孩子》，那么对于我接下来要讲的，你们并不陌生。

　　事实上，当我初次听到社会资本这一术语时，我的学术生涯已经人到中年了。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始终是全世界社会科学最红火的领域之一。当我开始就社会资本进行写作之时，当《让民主运转起来》出版之时，人们几乎对社会资本这个词闻所未闻。那时候，每过两三年，也许会有一篇关于社会资本的论文发表出来。而现在，每两三个小时，就会有一篇社会资本的论文发出来。所以说，这个领域真是今非昔比。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在于，社会资本这个同我的研究交织在一起的概念，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我曾研究过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学者不超过五个。所以我接下来要向你们讲述的，是一个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极其无趣的问题，因此我就要给出解释，为什么你们应当关注意大利的地方政府。

　　假设你是一位植物学家，你可以选取基因相同的种子，然后把它们种在不同土壤的花盆中，每天给它们浇水，以观察环境是如何影响植物生长的。如果这些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出现差异，那原因不可能出在基因上，因为它们的基因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一定是因为土壤中某个不为我们所知的成分。一般而言，政治学并不是一种实验科学。但在1970年，我同太太罗斯玛丽去了意大利，发现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创造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先决条件，其逻辑恰似上述的植物学实验。首先，意大利人创设了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和机构，他们的地方政府从纸面上看是一模一样的。这些地方政府，都拥有相同的权力，都有着相同的结构，手里支配着一样数目的资金。但是，装着土壤的花盆，也就是这些地方政府所依托的地区环境，则大不相同。意大利是一个地域差异非常大，非常多样化的国家。

　　20世纪70年代，我们刚开始这项研究时，意大利的一些地区还相当落后。但意大利还有一些区域，放在全世界都是最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在经济上非常先进。因此，就土壤来说，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此外在文化和政治上也大不相同。意大利有些地区，如威尼托区，是世界上天主教徒最多、也最保守的地方；但同威尼托相接壤的是利古里亚和翁布里亚地区，这里当时却由意大利共产党执政。这些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谓是齐头并进，但就地方的政治传统来说，简直是天差地别。同在意大利，有些地区有着良好的教育，有些地区则把教育弄得一团糟。这样你们就能看得到，在意大利的“实验”中，不同地区的土壤非常不同，但种子，即这些新设立的地方政府，却是完全相同的。因此，我们的研究计划非常简单。我们想要做的，是测评这些地区的发展，最终判断哪些地区发展得成功、繁荣且富饶，反过来说，又有哪些地区有可能失败。完成这项研究，用了我们整整25年的时间。

　　我们想要测评的，不只是第一片叶子如何生长出来。我们还要去观察，地方政府如何像植物一样生长，开花结果。我们的测评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评估各地方政府的立法输出，它们到底通过了多少部法律。我们评估它们的预算以及预算过程的效率。举个例子，按照法律字面的规定，每个地区政府都应当承担起辖区内托儿所的运转。而且它们也都有充裕的资金。于是我们就走遍意大利各地，统计出每一个地区到底有多少所政府运营的托儿所。我们还曾评估地方政府日常的回应度和效能。我们也曾做过测评，看看各地民众是如何看待这些地方政府的。原来，有些地方政府真的很得民心，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却搞得怨声载道。结果证明，我们作为研究者同意大利公民有着相同的判断，有些地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运转得井然有序，拥有现代的、高效的地方政府，政府回应性强。它们回复邮件，答复电话，提供资金补贴。而意大利还有一些地区，它们的政府从成文法律上拥有同样的权力，但其实际运转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它们从不回复邮件，非常腐败，丧失了民心。因此我们有了一个判断：一些地区很成功，另一些地区则不成功。

　　我们已经成功地对“植物”做出测评。那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一些地方成功而另一些不成功，也就是到底什么是土壤中那不为人知的成分呢?问题不可能出在形式上的制度，而必定在于环境中的某些因素。我所指的也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环境，而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可解释的变量或许在于地区的富裕或贫穷。答案可能是，富庶的地区更有能力形成好政府。所以，富有的地区有着成功的政府，反之，贫穷的地方则不成功。

　　还有一个假设，认为造成不同结果的变量在于教育。这就要说是教育工作者的缺陷了，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我们想到，也许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就要求更好的政府。因此我们关注教育，我们还关注了许多不同的变量，这就等于是在化验土壤的化学成分。但到底是哪个指标，可以让我们最准确地预测哪些地区成功/不成功，我们压根就没有猜到。结果出来了，最准确的预测指标竟然是一个地区内合唱团、足球俱乐部以及其他形式之社团的总数量。

　　我们可以数一下，一个地区有多少家足球俱乐部，多少家合唱团，多少各式各样的社团和公民组织，然后把得出的数字同地区政府之表现进行比对。这么说吧，如果你能告诉我，意大利某个镇上有多少家合唱团，我马上就能回答你，你要是报销自己的医疗费用，会需要多长时间。这就是土壤里原本不为我们所知的成分，我们发现，它的存在同地区政府之表现存在密切关联。当然，两者并不是在所有案例中都绝对相关，但却是强相关。那个时候，我称之为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因为社会资本这个词当时还闻所未闻。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资本。

　　问题随之而来：社会资本从何而来?合唱团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同是意大利，一些地区没有太多结社，而另一些地区却有很多社团。这种地区之间的差异来自何处?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追溯历史，一直向上追溯。我们最终回溯至16世纪。结果表明，现在社团多的地区，500年前同样如此。所以说，作为一名意大利人，你要等多久才能拿到你读汽修学校的资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所在地区500年前有多少合唱团。我有一个朋友，是意大利某个贫穷地区的行政长官，听到这个消息后，他顿觉心灰意冷。在我进行这项研究的25年中，我同他已经成为很好的朋友。他对我说：“鲍勃，我相信你说的数字，但我不能让自己相信你说的对。因为如果你是对的，那我作为一方政治领导人，我的命运早在500年前就有了定数。”我朋友道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项研究似乎表明，社会资本会在历史长时段内保持极稳定的状态。现在回头看，那只是我对社会资本问题的初次涉猎，但这一观念在我的研究中持续保留下来。读者经常认为，我相信某一区域的社会资本是一成不变的。一句话，并非如此，我知道并非如此。但具体到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本水平确实维持着极强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