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研究50年(3)

　　在意大利，我待了25年。在那25年中，我认识到一点：社会资本很重要。是什么指引我找到下一个研究题目的?首先不是学术兴趣，同我作为一名政治学者的研究旨趣无关，而同我身为一位美国公民的利益息息相关。1994年前后，我发现美国民主陷入很麻烦的境地。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民主就其运转而言就从来没好过。美国人变得越来越不信任我们的联邦政府。就是在1964年那一年，我开始在选举中投票。也许我可以做一假设，我很可能是美国民主衰退的原因，但是我必须要探究其他种种假设。

　　当时，我脑海中蹦出个念头，我此前作为一名学者在意大利研究的题目——社会资本，会不会同我作为一名公民回到美国后所关注的现象存在关联。刚开始时，这个想法只能说是很模糊。我对自己说，好吧，如果在意大利，社会资本构成民主的重要条件，那么怎么解释我们美国政府运转不良，原因也可能在于从1965年到20世纪末，我们的社会资本也在衰减。

　　但问题是，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一假设。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如我的生活往常一般，很幸运，罗斯玛丽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你们要知道，当时，美国最常见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家长-教师协会”。就是那种在学校里把家长同教师联系起来的团体，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组织。当我们的孩子还在上学时，我同罗斯玛丽都参加了家长-教师协会。而我一直想当然地认为，这类组织总是在发展壮大。

　　直至某天早餐时间，罗斯玛丽递给我一份报纸：“瞧瞧这个，我们这里的家长-教师协会的成员人数一直在下降呢。”于是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这种现象是不是只发生在我们镇上。我们发现，整个美国，家长-教师协会的会员数都在下降。那么其他组织又如何呢?比如说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从1964年开始，童子军的人数也一路下降。那些朋友团体又是什么样呢?在美国，所有的男人组织都以动物来命名，比如雄狮会，驼鹿会，麋鹿会，雄鹰会，还有浣熊会。结果表明，所有“动物俱乐部”也都出现会员流失的情况。

　　有一天，我同一位老熟人共进午餐，他是全美最大的连锁保龄球馆的老板。你们知道保龄球怎么打吗?在美国，它是非常受欢迎的游戏。打保龄的美国人，要比在选举中投票的还要多。因此保龄球是个大生意。我给他讲了我的研究发现，美国社团都在流失会员。他告诉我：“鲍勃，你发现了我们这行面临的主要经济难题。没错，打保龄球的人数在上升，但麻烦是，成群结队的球友却越来越少。”在我小时候，大多数人是成群结伴去打保龄球的。也就是说，人们聚在一起，五人组成一队，同另外一支五人队一起比赛。

　　我这位朋友的经济难题就是，如果你组队打保龄，打联赛，那你消费的啤酒就是单人打保龄时的四倍之多，经营者从哪里赚钱?钱在啤酒里，而不是球和球鞋上。所以说，他现在的处境说来也奇怪，光顾保龄球馆的顾客越来越多，但营业额却不升反降。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另一位朋友，他这么说：“哦，那你的意思是我们更常去打保龄，但却是在独自打保龄。”我当时就想，多么好的一个题目啊!所以这就是《独自打保龄》书名的由来。说真的，这不就是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吗!

　　当我开始研究美国社会资本的状况时，我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在这里，我要给你们坦诚当时的感觉，一开始，我当然不知道这研究将会通向何方。开始时，我只不过是想要搞清楚美国正在发生些什么。但证据却每每让我感到震惊：那些我曾经以为人人都有的社会关联，全都开始萎缩甚至于枯竭。

　　要想测估社会关系网的历时变化，最简单的方法，不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去测估社会组织。但务必要记住，社会资本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很多并不是组织。比方说，有一群同事，每周五都出去喝酒或去图书馆，读书或者一道做点其他事，这就是社会资本。但这不是组织，只是人们聚在一起而已。在上海时，我看到一大群老年人在公园里跳舞。那就是社会资本。记住，它不是组织，但它构成了一种社会关系网。

　　我们之所以关注组织，是因为许多组织都保留了它们的成员记录。所以说，你可以向前追溯一段很长的时间，找到某个组织历史上曾有多少名成员。我有一张图表，其数据包括了美国32个不同组织的人员规模变动，时段覆盖了整个20世纪。从该图表中，我们可以读出，在某一组织所覆盖的人群之中，到底有多少实际上加入了该组织——比方说，全部孩子中加入男童子军或女童子军的到底有多少，所有中年男子中加入某一家“动物俱乐部”的又有多少，所有女性中加入妇女组织的又有多少，全部黑人中加入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又有多少人。

　　自20世纪初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组织。只有一个例外时期。在大萧条期间，平均而言，美国各类组织在五年内流失了过半数的成员。大萧条对社会联系的杀伤力极大。但随着整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走出萧条，特别是在二战期间以及战后，美国很可能迎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组织繁荣。

　　每年，每一个组织都在吸收更多的成员。当然，美国人口的基数也在变大，但重要的还在于，加入组织的人数比例越来越高——更多的孩子加入童子军，更多的父母加入家长-教师联谊组织，更多工人加入工会……越来越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突然、悄然且诡秘地，所有的美国组织都开始经历人员规模的缩水，成员数先是减少，然后暴跌，最后是断崖式的下降。

　　每一个组织都知道，它的成员在不断流失。当成员开始离散时，每个组织首先说的是：“我们要改变一下做事的方式了。我们要找到更有本事的人，让他负责招募会员；问题出在我们的组织上；也许我们要拿出更好的活动方案。”但如果你环顾整个美国，却发现每一个组织似乎在一夜之间都染上某种怪病，这可能性有多大呢?不大可能吧，因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我已经描述了组织成员人数的走势。但总有理由告诉我们，以组织来测评社会资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指标，有可能我在采样时就没有选对组织呢。而且我在前面也说过了，并非所有的社会资本都是组织化的。也有可能，人们参与俱乐部活动更少了，但外出野餐聚会却更多了。我们不仅要看社会组织，还要考察组织以外的许多形式的社会资本。

　　于是，我们观察了美国人参与公共聚会的发展趋势。我们发现了一整套此前被尘封的民意调查，连续25年，每年都有问卷和数据。该民调表明，在20世纪70年代，回答说此前12个月中曾参加过公共聚会的，约占全体美国人的23％。到了我们开始研究的1995年，同比数据下降到12％。现在更是降到了8％。事实上，就在最近几个月，这一数字略有小幅上扬。

　　再看看普通美国人每年参加俱乐部聚会的次数。这一数据覆盖了所有类型的俱乐部聚会，而不只是我挑选出的俱乐部。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平均而言每个月都要参加一次俱乐部聚会。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一数字下降到每半年一次。而时至今日，大多数美国人压根不会去参加什么俱乐部活动。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家庭娱乐中。美国从前曾有一种生活中的习惯，我们叫“晚餐派对”。但现如今，这种习惯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美国家庭内的晚餐，也大致如此。在美国，家庭晚餐曾经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现在却难得一见。所以说，哪怕是在家庭内部，我们同其他家庭成员的联系也在减少。

　　再看看美国人是变得更慷慨，还是更吝啬吧。这个指标关注的是我们每年从个人资金里捐出多少来。20世纪前半叶，美国人，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每年多少都会捐出一些钱来做公益。整体上，人们捐出的钱越来越多，一直到1964年，又是个拐点，从此后美国人开始越来越自私。与此相关，我们美国人不再信任彼此了。我在这儿不会展示所有的细节，但大体而言，美国人的社会信任度，也即你是否相信他人，出现了急剧下降。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此前大多数美国人会给出肯定的答案，但现在大部分美国人却只会说不。

　　现在我们需要总结一下。首先，社会资本有着许多类型和形式。其次，社会资本很重要。再次，回想下《让民主运转起来》，社会资本看起来极其稳定，500年的时间内都不变。然而，在我算长但也不那么长的人生历程中，我却看到了美国社会资本的崩溃。《独自打保龄》出版后，我获得了许多关注。为什么人们的眼球都紧盯着《独自打保龄》?为什么突然之间，全世界都在谈论《独自打保龄》?不是因为我多么聪明，而是完全出于偶然，我撞上了所有美国人都知道正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事情。

　　他们知道，若是同父母一代相比，他们的社会联系不再紧密了。但他们曾经在心里想过，认定这是他们个人的过错。也许他们的爸爸妈妈是真正的社交好手，但他们却很懒惰。聚会就在那里，只是他们不愿意去。但现在，来了这么一位哈佛的教授，告诉他们：“这不是你的错，全国上下，都是如此。所以别担心。”但讲真的，我在担忧，不是担心你，而是担心我们所有人。我们失去了连接。《独自打保龄》出版后，引发了大量的争论，我讲对了，还是一派胡言?我也热切地希望参与到公共辩论中去，因为在我看来，作为一位学术人，我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去讨论我的公民同胞们所关切的议题。作为学者，不应该只关心他们自己那点鸡毛蒜皮的学术问题。学者不仅要思考他是否做对了学问，还要追问他是否做了对的学问。所以说，要想成为一位有社会担当的社会科学家，那你就要不停地同各类听众进行交流。很多学者有所质疑，要验证《独立打保龄》的对或错，这表明我们的学术体制运转有效。同行要去检验，才能确认我在书中所说是对的。我并不会因为挑战而感到被冒犯。我欢迎学术批评。结果也表明，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对的。当然在因果关系的问题上，至今仍有很多讨论，但可以说，大多数讨论目前都承认了基本的事实：美国人越来越“独自打保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