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4)

　　四、地域共同体重建

　　地域社会的统合性和关联性视角将地域共同体重建视作一组复杂要素及其多维互构关系，包括物理环境、地理空间、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等。因此，地域共同体重建必然是一个充满利益博弈和价值冲突的动态过程。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原地区在“撤村并居”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基于社会空间集聚化发展模式和集体土地规模化经营策略，并在“多村联建”模式下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基本原则，积极有序开展地域共同体重建。

　　1. 地域边界重建。

　　所谓地域边界重建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基于集聚化物理空间规划理念和集约化社会空间经营原则，打破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地域空间界限和资源分配模式，采用“多村联建”“撤村并居”的农民集中居住推进模式，优化乡域空间分布结构、健全公共资源配置机制。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作为极端现代主义的实践策略，清晰化和简单化是国家项目的基本特征[25]。作为基层治理单元的M社区，其统一规划过程中也力求尽可能的清晰化和简单化。一方面，通过“农民上楼”后的集中居住和控制社区占地规模，最大程度实现乡域社会空间的集约化利用；另一方面，在特定节地率要求的限制下，有序引导农民集中居住，腾退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后复垦为农业经营用地，并通过“人地挂钩”运作模式置换成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溢价经济效应。显然，节地率就成为地域边界重建的重要制约因素和限制条件，如果“农民上楼”后新社区物理边界范畴过大，甚至超过村落共同体的地域范畴，那么，节地率就不高，对应的土地置换指标总额有限，既不符合地域边界集聚化重建的原则，也使得“人地挂钩”政策难以实施，从而无法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赚取“第一桶金”。因此，乡域空间的集约化发展和社区边界的集聚化重建，成为地域共同体重建的首要制约因素和前置条件。

　　2. 地域生活重建。

　　所谓地域生活重建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基于家计分配的房屋规划和国家照顾的安置政策，打破村落共同体基于村籍、户籍等传统认同单元和行动单位，采用“户籍均沾”、轮流赡养等多元化情感治理策略，强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同于现代城市商品住宅社区，作为一种兼具乡土特征和都市气息的特殊地域社会空间，“多村联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生活重建遵循“户籍均沾”房屋分配原则。以M社区为例，只有拥有本地户口和村籍的家庭才具有购置新社区住房的权利，以户为基本单元进行社区房屋配置，且作为社区地域生活重建的重要内容，住房分配并非完全采用市场化配置原则，而是采用一种充分保障所有村民平等享受住房权利的“户籍均沾”家计分配逻辑。这是一种不同于市场分配逻辑的“自产自销、自销自用”分配模式[26]，其核心逻辑是“谁投资谁受益，不可能让外村人享受这个福利”。同时，轮流赡养的情感治理策略也是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生活重建的重要议题。M社区房屋分配办法规定，有子女的老年人必须同子女居住，这种家庭居住空间分配模式在实践中又衍生出一种特殊的老年人情感治理策略——轮流赡养[27]，这种家庭养老实践形态的变迁既是家庭居住空间强制性变迁的无奈之举，也是“家”作为中国农村老年人情感归属之终极来源的理性选择。

　　3. 地域公共性重建。

　　所谓地域公共性重建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基于“大杂居、小聚居”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和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原则，打破传统血缘—地缘、家族—宗族社会联结和情感纽带，重建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社区服务模式、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和生活共同体意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健全和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优化社区公共资源配置、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是当前着力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的重要举措[28]。为强化社区综合治理能力和服务供给能力，M社区以原行政村为基本单位划分生活片区，既能延续熟人社会的互动规则和交往方式，也有利于公共服务代办化、便捷化和基层治理精细化、网格化。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性“脱域”，“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后往往会面临一系列社会心理不适[29]，“小聚居”能最大程度保持传统村落共同体熟人社会运作规则和情感联结，有利于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尽快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区资源配置策略和公共空间营造手段，“小聚居”能有效缓解“脱域”导致的社区管理困境和秩序整合危机，有效延续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中的替代性作用，真正实现村治模式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衔接和双轨运行[30]。因此，“大杂居、小聚居”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和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原则，既能缓解农民集中居住后的一系列社会心理不适应，又能通过村治模式的延续并辅之以网格化管理，实现社区公共性重建和基础秩序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