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3)

　　三、村落共同体消解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当将发展特色小城镇作为一个重要抓手。换言之，当前，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即突破了传统“人口蓄水池”的单一劳动力聚集功能后，作为城乡衔接和融合发展的地域社会类型，小城镇在推动乡村振兴并有效缓解传统村落共同体“空心化”“无主体化”“过疏化”等方面仍然具有基础性战略地位[18]。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所指出的：“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增强城镇地区对乡村的带动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加强以乡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圈建设，以镇带村、以村促镇，推动镇村联动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新乡市积极推进发展中小城市发展，完善县城综合服务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以M社区为例，该社区采用“多村联建”模式将村落向乡镇集聚，不仅改变了乡域村庄分布格局和空间结构，也使得传统村落共同体发生不同维度的消解，换言之，就地域统合动力而言，社会空间的集聚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

　　1. 地域边界消解。

　　所谓地域边界消解是指社会空间集聚化转型改变了传统乡域村落分布模式和布局结构，并进一步导致村社共同体社会经济生活边界呈现多元化转型。一方面，“农民上楼”集中居住过程中村落空间的规划性、集约式发展，打破了基于建制村为单位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人际互动模式，使得传统村社共同体的社会边界进一步消解；同时，通过社会空间集聚化转型，整合优势资源并突破以行政村为单元的内卷化发展模式，使得传统村社共同体的经济边界出现不同程度消融[19]；另一方面，通过“多村联建”将村落向乡镇集聚，既改变了村落—集市的资源交易结构和日常互动模式，突破了“村内—村外”“核心—外围”的传统二分市场格局，也使得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意义上的基层市场社区体系在“农民上楼”后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概而言之，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的首要维度是乡域村落集聚化转型导致的地域边界消解，即“三集聚”规划理念下的“多村联建”既打破了传统村落在地理、社会、经济等维度的既定界限，改变了基于行政村为单位的地域发展模式，在完成空间集聚和社区化居住的同时，也通过创新社区发展模式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并进一步扩大了村民社会经济活动半径，使基层市场社区体系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辐射效应得以充分发挥。

　　2. 地域生活消解。

　　所谓地域生活消解是指社会空间集聚化转型导致的地域边界消解，并进一步引发传统农耕社会生活方式的消失，从而使得“农民上楼”后的村落共同体呈现出一种“无根化”实践样态[1]78。日本农学家祖田修指出，作为农业生产、农民栖息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承载体，村落是一个多元复合空间，任何一个维度的功能失常都会影响其整体功能的正常发挥[21]。换言之，村落的综合价值和复合功能唯有基于生产、生活、生态三维一体的有机协调才能实现。而新乡市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多村联建”在实现社会空间集聚化转型的同时，也必然导致村落作为生活栖息场所的功能消失，并呈现出“无根的村落”的实践样态。一方面，村落共同体作为村民的生活空间和栖居场所是依据农耕生产和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复合、有序的多元社会网络，这种村落生活体系是以农业生产及其农耕生活为基础并与手工业有机结合，不仅成为农民家庭生计的重要方式，也是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150-151。另一方面，村民眼中的村落首先是一个生活空间、栖居场所，然而，实践中的“多村联建”和“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必然导致村落的生活栖居功能无法正常发挥，从而进一步影响其生产、生态等其他维度的功能效应，最终导致传统村落共同体的“无根化”。因此，社会空间集约化转型导致的地域生活消解，不仅表现在村落共同体物理空间和生产生活样态的整体性变迁上，也成为“村落终结”的始作俑者[22]。

　　3. 地域功能消解。

　　地域社会的动态性、统合性、关联性等特征决定了其边界和生活的消解必然进一步引发功能的消解。换言之，作为一个有机综合体，地域社会的边界及其生活消解使其功能发挥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而地域功能的消解在“多村联建”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村庄边界和农耕生活消失引发的村落生产功能异化，即在“农民上楼”后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和集中流转，仅保留村落作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空间和规模化农业经营场所，并通过“资本下乡”最大程度实现规模化生产和资本化经营。质言之，村庄边界淡化、农耕生活消失以及集约化空间规划理念、规模化土地经营策略[23]，共同引发村落生产功能异化。以M社区为例，通过“农民上楼—土地腾退—耕地复垦—集中流转—规模经营”的集体土地经营策略，实现村落空间资源集约化经营并最大化其生产功能和经济价值。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地域社会空间集聚化发展模式和村落集体土地规模化经营策略已成为中原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常态。但是，这种空间发展模式和土地经营策略是中原地区“多村联建”就地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特定制度安排和社会情境综合作用的产物，具有显著的“政策运作”和“制度投入”特征。一方面，缺乏产业支撑和发展资金使得“人地挂钩”的政策运作成为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的原始积累和“第一桶金”，而这恰恰是以村落共同体消解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地域生活消解和“人地分离”引发的“村落无根化”进一步导致村落共同体无法正常发挥其农业生产功能，这也必然使得农业现代化经营理念下土地集中流转成为一种理性行动[24]，但这又是以村落功能异化为代价的。因此，如果说“无根的村落”是村落生活空间消失的实践形态，那么，生产功能单一化和土地经营规模化、资本化则成为村落解体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