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四届国家发展论坛

来源：中国城市品牌建设网　　作者：白尧

原标题：聚焦全球变局，纵论国家发展：第四届国家发展论坛成功举行

2019年12月15日，第四届国家发展论坛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和朗润园万众二楼举行。

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发院”）主办，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多位知名学者与企业家在“全球变局与国家发展”的大主题下，分别就“全球变局与中美关系”、“实体经济融资与金融监管”、“宏观经济形势与资本市场暨第54次经济观察报告会”、“企业家年会：创新、成长与管理”等具体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其中“企业家年会：创新、成长与管理”为下午的平行分论坛。同时，第一财经、凤凰新闻、澎湃新闻、新华财经、新华网思客、新浪财经等多家媒体提供战略支持。

在本届论坛上，国发院重磅发布了由国发院与美国高端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联合撰写的报告《中国2049》。在上午和下午的环节还分别发布了国发院的三个指数研究成果，分别是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国投资者情绪指数和中国创新创业指数。

第四届国家发展论坛执行主席、国发院副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徐晋涛担任开幕式主持人，他向与会者介绍了国家发展论坛的缘起和宗旨。徐晋涛教授表示，国家发展论坛以全球变局与国家发展为核心议题，旨在以格物致知的态度分析时势，分享研究成果，同时以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展开思想碰撞，最终以科学、理性、高质量的公共讨论推动社会进步。

第四届国家发展论坛执行主席徐晋涛教授主持

国发院院长、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姚洋发表开幕致辞。他首先代表国发院欢迎到场嘉宾和听众。他介绍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集教学、科研、智库于一体，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也一直积极参与对中国现实政策的讨论。这是国发院的立身之本，也是对林毅夫、周其仁、张维迎、易纲、宋国青等教授们的研究取向的传承。同时，国发院还致力于学术走出去、学术国际化，与美国NBER、布鲁金斯学会等都有深入的合作。

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致辞

国发院/布鲁金斯联合报告“中国2049”发布

《中国2049——走向世界经济强国》报告由国发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联合课题组历时一年多共同研究出版，发起人为国发院院长姚洋。报告旨在研究中国如何在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自中美两国的多位学者围绕中国过去四十年成功的原因、未来三十年的新挑战，以及政策建议三个方面，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国发院副院长、联合课题组主编之一黄益平教授代表课题组发布报告。

报告课题组认为，回首过去四十年，中国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推动力量，使中国得以重返世界经济舞台，但我国经济政策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需要改进之处。

国发院黄益平教授发布报告“中国2049”

展望未来三十年，中国面临三大新挑战：低成本优势丧失、人口快速老龄化，以及全球多国的的逆全球化政策取向。同时存在的挑战还有环境与碳排放压力、养老金缺口、机器对人的替代、消费需求变弱等。所有挑战归根结底是对创新的挑战，持续创新才是持续增长的关键。这背后涉及产业政策的改善、对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国企改革的新突破，作为中等收入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转变等一系列问题。

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涵盖八个方面，包括改革策略、人口老龄化、知识产权与创新、公共财政、金融领域改革、城市化、绿色低碳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等。

课题组认为，如果没有大的决策失误和世界重大变故，中国到2049年尽管经济增速可能会放缓到2.7%-4.2%，但人均GDP仍可达到美国的三分之二，我们有希望、有能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报告进行了点评，同时也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的观察。

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对报告进行了点评

刘世锦认为，《中国2049》是一个高水准的报告，时间跨度很大，从前四十年到后三十年，这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最激动人心的一段，同时也是必将开创未来的一段。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这四十多年的成功，除了黄益平教授讲到的因素，还有三个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二是中国的宏观稳定，三是全社会对发展的共识。展望未来三十年，他认为，除了报告提到的挑战之外，中国亟需解决的还有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支撑创新的动能和机制问题，以及与高质量发展相配套的体制改革问题。希望中国经济学者能够进行长期的研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中国投资者情绪指数”发布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国发院助理教授马京晶发布。该指数是由国发院编制, 百分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支持的季度指数。指数通过全国范围有代表性的大样本调查和大数据舆情分析，了解消费者对总体经济发展和国家多个重要消费领域的满意程度和未来预期，进而反映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和消费变化的趋势，实现跨地区、跨人口、跨时间的对比，辅助各级政府、各类企业等决策主体进行决策。此次发布的指数基于2019年9月回收的大样本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未来一至五年，消费者的总体预期指数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未来一年和未来五年，对环境改善的预期相对最积极。未来一年，中部地区在住房、教育、医疗、食品、环境等各个领域的预期比其他地区更积极。

国发院助理教授马京晶做发布演讲

"中国投资者情绪指数" 由国发院教授沈艳领衔编制并发布，由国发院和百分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该指数是在全网收集所上市公司能反映基于文本大数据投资者情绪的上亿条金融文本大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词典法、经典机器学习法、深度学习等方法，全面刻画中国金融市场投资者情绪的指数。最近一年的指数显示，中证500、中小板投资者情绪较低，消费、金融风格投资者情绪较高。投资者情绪持续乐观的三大行业是医药生物、公用事业和房地产业；而持续悲观的三大行业是有色金属、纺织服装和电气设备。沈艳总结道，基于文本大数据的投资者情绪不仅仅是"噪音"，也能作为股市晴雨表为投资者和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国发院沈艳教授做发布演讲

全球变局与中美关系

“全球变局与中美关系”环节由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国恩主持。

国发院刘国恩教授主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建飞认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政治、文明、全球化进程，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等方面都在发生着巨变，南起北落是大势所趋，东升西降难以逆转。大变局给世界带来了方方面面的机遇和挑战，并可能导致大国竞争加剧。中国身处其中，应当通过对内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发展、民主法治，特别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世界各国做出表率。同时，通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引领人类社会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使人类文明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行。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刘建飞做演讲

国发院党委书记、北大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余淼杰分享了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看法。他首先回顾了过去18个月以来中美经贸的四轮半摩擦。他曾预测中美将在12月15日之前达成协议，事实证明中美于12月13日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在他看来，文本协议体现了中方的诚意，而美方让步的努力做得还不够。对于未来，他有三个判断：首先，3个月内人民币对美元将升至6.8左右，三年内有望升至6.0左右；第二，中美经贸接下来会进入有限合作、长期竞争、相互依存的态势；第三，中国要正确应对中美经贸关系，就应继续坚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的主线不动摇，做好自己的事，以不变应万变。

国发院余淼杰教授做演讲

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分析了美国分进合击的对华贸易策略，挖掘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原因和目的，解读了美国推动WTO改革的根源和诉求。他认为，美国给中国罗织的“罪名”缺乏正当性，高估了对华单边加税对中国构成的压力，误判了中国的应对态度，并且，美国政府四处出击的做法难以得到有效的盟友支持，因此，其对华贸易策略奏效的可能性很小。关于中国的应对之道，他建议，中国的反制措施既要保证反击的精准和高效，也要增强对未来美国措施的预判与探讨；中国的主动措施应具有前瞻性并借机继续深化国内改革开放；同时，中国仍需要继续为巩固和发展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而努力。

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做演讲

北大博雅讲席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指出，美国一系列对华政策的变化是以贸易为借口，其实是想抑制中国的发展，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中国必须有打长期战的准备。对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中国应该还是持欢迎的态度，虽然协议表面上看并不是一一对等，但总好过全面的贸易战。目前的关键问题还是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这包含两个方面：第一，要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继续发展好经济；第二，要继续加强开放，与其他国家形成更好的经贸关系，拥有更多和我们站在一条线上的朋友。只要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相信中美之间的关系将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国发院林毅夫教授做演讲

随后，参与本主题的学者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中美之间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共同点，中国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减少中美冲突的风险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实体经济融资与金融监管

下午的第一个主题是“实体经济融资与金融资管”，由国发院发树学者、经济学副教授、北大数字金融中心副主任黄卓主持。 

国发院黄卓副教授主持

姚洋教授第一个分享，他表示，中国经济这两年走弱的主要原因是去年的“去杠杆”太快太猛，造成了一系列后遗症。他认为，结构性因素和中美贸易纠纷并不是中国经济短期减速的主要原因。今年我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力度很大，但没有太大的效果，第一个原因是“去杠杆”阻断了货币和财政的微观传导机制，第二个原因是金融部门有抽贷等恐慌性的收缩。虽然实施了“去杠杆”的政策，但杠杆率并没有降下来，民营企业的杠杆率反而有所上升。所以，经济转型要兼顾新旧产能，两条腿走路甚至多元并举，避免走极端和一刀切。

国发院姚洋教授做主题发言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在“去杠杆”政策强力推进的过程中，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压力最大。2018年的强力“去杠杆”打压了社会融资，收紧了基建投资的融资瓶颈，让基建投资从增长稳定器变成了增长压力源。2018年开始的对非标融资的严厉清查使得民企相对国企的信用利差攀升至十年来的高位。2019年的“包商银行事件”让小银行的融资成本明显上升，并最终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带来不利影响。“去杠杆”让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明显攀升，民营企业的亏损比例也随之上扬。过于严厉的“去杠杆”，从道理来讲站不住脚，而且从运行的结果来看没有达到“去杠杆”的目的，反而推升了工业部门的杠杆率，而且使民营企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到目前为止他们严峻的经营环境也没有得到有效化解。

中银国际证券总裁助理徐高做主题发言

国发院助理教授胡佳胤从债券市场的资管新规、股票市场的股票质押，和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