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汉字密码”

一、汉语改造西方语言文字的原委

       （一）以小见大：文字可以说明一切

       1.文字之窗看西方崛起
       欧洲从“神的社会”转入“人的社会”（进入“天下文明”，从而才会有发展或进步），这就是被儒家所引导的启蒙运动（17—18世纪）。《易经》之“蒙以养正，人文化成”，在欧洲的实践中首战告捷、旗开得胜，击溃基督教，打碎了神权禁锢。孔子被誉为“18世纪（欧美）理性主义的原型”“世界的导师”¹和“启蒙运动的守护神”。²
       但现在来看，儒家是“功败垂成”——到19世纪，“原罪、性恶”卷土重来，变本加厉，而害人害己。从今往后，西方亟须“第二次启蒙”（中国文化再次拯救之）：上次启蒙打倒了神权，却抛弃了道德，其结果是“俗与教”同流合污、泛滥成灾；下次启蒙是把“邪恶人本”变成“礼乐人文”。此乃后话。
       17—18世纪的“中国启蒙”使西方在文明上从“一无所有”到“一应俱全”。中华文明及其许多方面，诸如科技、学术、文学、政治、经济和历史等，都在西方发生了“爆炸性效应”。³
       我们这里仅通过“文字”的管道来透视上述“奇异景观”。越是彰显“西方优越性”的东西，越是实质上的“中国性”；而文字则是最好的说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尤金妮娅认为：“到19世纪初，如果没有‘中国性’（Chineseness）概念，就不可能构想‘英语性’（Englishness），而最能昭明‘英语性’的则是‘中国风’（中国物质文化）。”⁴
       “表音”本是文字与民族进步的死路，因为声音在空间与时间上总是处于变异不居的状态，而与文字本身所要求的一致性及稳定性相悖。即使依靠四大发明（印刷与纸）的锁定、规定字母，而产生“文字”；那也会由于语音和语义皆缺乏共通性，反而容易造成普遍误解与加剧纷争。由此，拼音文字的语义的不确定性是导致近代欧洲陷于宗教战争的症结之一。
图1　语言的巴别塔       《圣经·创世纪》中的启示：上帝摧毁巴别塔（通天塔）、从而打乱了人类语言。它说明语言本身不能形成文字：如此“文字”（表音文字）在手写、口音和意思上都是杂乱无章的，其交流越广，误解越大，以致发生争端和冲突。因此，“表音”是与文字的进化乃背道而驰。鉴于现代西方字母表音文字是中国因素（印刷技术和汉字概念）为之确立的，那么，之前的西方则不可能产生和拥有文字。直到17、18世纪之交，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西方诸文字才起死回生，并且成长为民族性与国际性的“通用文字”；它们从原先的“发音符号”，变成“知性符号”，方能书写知识及文学、科学和哲学。
       由此，难道之前还存在有关“古典、经典”的文献或手稿吗？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我们从17世纪欧洲的语言文字切入，进行透视，便可洞见幽眇，即之前2000多年和之后近200年的“西方历史”几乎都是被虚构的；腰斩西方假谱系方可“去伪存真”，即从语言文字这个窗口来看中华文明派生现代西方的全景，包括“汉字密码”（汉字表意）被用于炮制“经典、古典”和“名人、名著”。

       2.部落语言的“现代化”
       从培根、莱布尼茨到歌德的约200多年里（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欧洲经历了“中国模式”的转型（神本→人本）与多项改革（世俗化、文明化），包括语言文字的改革。后者使西方字母文字从土语或教派的表音符号，变成了包含中文特性“表意、雅言”的知性符号，从而胜任于书写文学、哲学、科学和数学等。
       很少人知道现代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寄生于“汉语表意”这一事实，尤其不知道当年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的共识，即全人类的知识——包括“西学”——都来源于《易经》，它使汉字从象形文字升华为表意文字，因而成为承载和承传知识的工具。于是，就有了西方人所需要的“汉字密码”，由此展开了全部的西方知识体系。
       上述现代西方字母文字的“表意内涵”是汉语的，而假定其“表音形式”则是西方自己的。后者也应该大打折扣，因为西方的原生词汇极少，而绝大部分则是外来语。
       按照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伊恩·莫里斯《纬度决定历史》一文，近代以前的西方远离文明中心（中国），因而在人文地理上是“孤魂野鬼、孤陋寡闻”。这就不会有多少原生词汇。
       一旦进入“天下文明”，见了大世面，则外来语激增。
       估计一下英语词汇：所谓“古英语”不会超过1000个（部落土话），莎士比亚晚年（17世纪初）才2000个左右，百年后（18世纪初）约20000个，再过百年（19世纪初）约50000个。
       最近有书揭开谜底，即英国亨利·希金斯著《英语的秘密家谱：借来的文化，逆势成长的历史，强制推销的人类意识大杂烩》。
       此需说明，莎士比亚本人是个文盲，没有留下一个剧本、一句台词。仅因为他演戏有名，进入“文字时代”（17—18世纪）的英国，就把莎士比亚当作“传奇人物”“传统品牌”，在其名下编剧、编书。这样，“莎士比亚剧作”就滚雪球般地膨胀起来。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时代的英文远不胜任于写作。在1604年出现的第一部英语词典（图2右上方），即由中学教师罗伯特·卡德雷（Robert Cawdrey, 1538—1604）编写的“单词表”（Table Alphabeticall）,一共才收集2,543个单词，而且没有定义或释义。那么，莎剧数以万计的词汇从何而来？（图2中间的文字：“18世纪以前的英文不适合于正规写作。”）实际上，在莎士比亚死后的百年里，英语经历了险些夭折的危机和“汉语模式”的改革。不难发现，这个“英语文学瑰宝”是在正规的《约翰逊英语词典》问世（1755）之后不久，才在“莎士比亚”名下的旧文本基础上改造、伪造出来的，而塞缪尔·约翰逊恰恰则是“莎士比亚编辑”之首（图2下部分）。图2　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       斯坦利·威尔斯的《莎士比亚调查》一书称：“《约翰逊英语词典》是任何一种18世纪莎士比亚版本的最重要的词汇表。”⁵
       雅致的英文是在莎士比亚死后100多年，才臻于成熟；其标志是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但它是“汉语思维⁶、解码汉字⁷”的结果。接着，约翰逊博士又花了10年，基于他的词典改造莎剧，把相关的旧文本“经典化”。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的“三部曲”：①汉学百科知识（鸿篇巨制）→②《约翰逊英语词典》（套用《康熙字典》的架构）→③约翰逊版《莎士比亚全集》（“中国风”文学成果的集大成，而且也摘抄了托马斯·珀西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英语古诗遗产》）。⁸

       （二）如获至宝：欧洲亟须汉字秘钥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指出，在现代早期的欧洲，“任何人能够发现一种方法，能够解码汉字这种表意文字；他就会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他就会获得全部的人类知识图像的钥匙。有这么一位学者，即安德烈亚斯·穆勒（Andreas Muller, 1630—1694），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钥匙”。⁹
       让我们来介绍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教授巴罗斯著的《中文秘钥：中文书写系统影响西方的简明历史》¹⁰：

       1.汉字代替拉丁文来监护新语言
       这里仅介绍17、18世纪西方拥抱汉语（汉字）的情况。那时，欧洲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最普遍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汉字秘钥”（Clavis Sinica）；顾名思义，就是要更快、更直接地破译汉字（指汉字所具有的“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形象与抽象……”）。
       最初，“汉字秘钥”的背后原则是，汉语将会成为普世通用语言的卓越候选者。其理由有两：第一，相对于“后巴别塔”之人类语言之混乱，汉语与那至善纯正、普遍通感的“伊甸园语言”，是密切相关的；第二，鉴于“真正的字”的概念，汉字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词语，更重要的是事物本身和相关思想。
       在近代欧洲人的眼里，中国表意文字似乎与其所代表的抽象概念，有着直接和稳定的关系。
       在（宗教性的）拉丁文被无情地遗忘的过程中，汉字被证明是欧洲“通用语言文字模式”的潜在候选者，它代表着持久稳定和普遍意义；在新兴的欧洲方言文字（例如英文）吉凶未卜之际，汉字被推崇为有备无患的“神器”。换句话说，那时关注中国的欧洲精英都坚信：中国表意文字已经构成一种替代方案，以应对那并起林立、前景堪忧的方言文字（法文、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等）。
       鉴于这样的认知，即汉字直接代表思想，而无须表音字母的中介；在当时，此种表意文字被视为可被归化的舶来品。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概念（通过翻译）从模糊变得清晰，甚至在欧洲本土的语境中被熟悉运用，变成了西方人自己的话语和思维。尤金妮娅说：“中国物质文化被置于规范英文风格的核心话语之中。”“‘中国风’作为审美价值已经广泛地渗透到英文话语的内部。”¹¹

       2.汉语成为欧洲的模范语言
       基于澳门的耶稣会士的译著，标志着欧洲人向中国学习的开始，由此，他们获得了对于汉字的初步印象。从那以后，欧洲人对于其自身语言文字的要求，越来越多地从汉语那儿得到满足，从而逐渐纠正他们的“自然语言”的错误。（相比之下，汉语或汉字则是“人工智能”的。）
       由于研究者诸如洛克、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等人都已见证了这种“理想语言”，汉语在欧洲受关注的程度远远超出传教士或旅行者的小圈子。
       在赴华传教士的翻译文本的基础上，欧洲精英们又大量发表了更具影响的相关专论，主要是探寻“通用语言”和“真正的字”（培根说：“只是在中国……使用真正的字，它所表达的，不是字母或土话，而是事物或概念。”¹²）。在17世纪的欧洲精英看来，理想的语言文字应该是这样一种，即它是古老、简易、简洁、适当和有活力的。这些特点通常是和汉语（汉字）联系在一起的。
       英国人约翰·韦布的文章《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初语言》于1669年问世，它被公认为是第一篇有关中国语言的专门论述。他认为，这般完好、完美的中国语言文字反过来也奠定了其文明的悠久历史和巨大财富；正由于保持着原初语言，中华民族从未丧失其对自然的主动权（所以不存在宗教禁锢）。
       约翰·韦布的欧洲中国观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他首次在语言文字上调和了中国与西方，并且按照圣经启示来诠释汉语的无比卓越性，那就是：汉语（汉字）是从亚当和夏娃那里传承下来的（原初纯正和普遍通感的“伊甸园语言”），并且成功地避开了“巴别塔之劫”；换言之，在上帝“打乱语言”的惩罚中，唯有汉语幸免于难，能够继续发扬其纯正禀赋——神性同理、神交古今。
       17、18世纪的欧洲精英差不多都有这样的共识，即汉字是思想的符号，含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概念；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被用来进行跨种族、跨语际的沟通或交流。进而，汉字可以成为一个终极方案，医治被弗朗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所诊断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痼疾；亦即，凭借此种“真正的字”，来消除由生理性的语言符号所造成的“病态定义”和“滥用词语”。在欧洲人看来，华夏儒士卓有成效地保持着文学语言的纯洁性（指“雅言”，未受土语俗话的侵蚀），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3.通过汉语寻找语言的合法性
       巴罗斯教授继续说道：面对拉丁语的衰落，欧洲拥抱汉语，后者被当作新的通用语言的候选或示范。欧洲人认为，汉字是被其帝国中央权力保护的最古老的书面语，在许多世纪里保持纯洁和稳定；它好比是超然于语音海洋和历史沧桑的“置外代码”（external code），却能做到字与真实世界、客观对象、语义概念皆直接对应。
       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文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莱布尼茨热衷于一种通用语言，认为汉语最有可能是候选者。他说：“如果上帝教人一种语言，它应该是和汉语相似。”莱布尼茨推断：汉字在本质上是世界通用语言的最方便的基础。
       在人类的普遍沟通上，“相对于其他所有的语言，汉语具有唯一的合法性”（Chinese had a unique legitimacy claim over all other languages），亦即中文是其他所有语言文字能够相对通用的基础。这一观念曾盛行于欧洲，而在约翰·韦布的论文问世的几十年后，在马若瑟（Joseph Prémare, 1666—1736）那里达到了顶峰。
       所谓的欧洲科学革命的高峰期，即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所热烈讨论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如何突破语言文字的瓶颈；皇家学会首任主席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提交的一篇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这是继17世纪初培根认定“汉字是真正的字”之后，欧洲的语言文字改革所迈开的一大步。

图3　1668 年英国皇家学会讨论会（油画）

图5　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 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的汉字密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何来“古典希腊作品”？我们今天所读的“古希腊”及其文学、科学和哲学，真是“古已有之”吗？在17世纪晚期之前存在能够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的希腊文或拉丁文吗？果真如此，17—18世纪的欧洲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语言文字的改革，即使改革，也轮不到汉语（汉字）作为典范或榜样；进而，也没有必要举行1668年会议；即使开这个会，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应该是“古希腊”，哪里会是“古汉语”呢！那么，“古希腊”（及其文学、科学和哲学）是怎么回事？近代早期的西方人依靠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锁定、规定表音符号（字母），因而形成表音文字。之后不久便狂热地“发现手稿”，包括“古希腊”的；但这都是神职学者（有些被称为“人文主义”）伪造的，反映基督教的正面与反面；然而到17世纪，“古希腊”与基督教都是进步的绊脚石，不加以清除，则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今天所学所教的“古希腊”都是在19世纪被彻底重写，并且加以“经典化”的。关于汉语在人类语言上的唯一合法性和西方对它的迷恋，大卫·波特提出三个理由：

• ①从一开始，汉语的词语在“表意”上被确立了权威，越是古老，越有权威；
• ②它保持不变性（指含义、定义），不受南腔北调和古往今来的极多差异、变异所影响；
• ③上述不变性与权威性的因果关系是基于它的“内在代码”（指：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性与知识，等等）。

       进而，按照大卫·波特的研究，在18世纪，欧洲人渴望将汉字纳入他们自己的通用语言的模式中，渐进地把“汉字表意”（定义和概念等）融入他们的写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