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科技观察   作者:诸玄识

一、汉语改造西方语言文字的原委


       (一)以小见大:文字可以说明一切

       1.文字之窗看西方崛起
       欧洲从“神的社会”转入“人的社会”(进入“天下文明”,从而才会有发展或进步),这就是被儒家所引导的启蒙运动(17—18世纪)。《易经》之“蒙以养正,人文化成”,在欧洲的实践中首战告捷、旗开得胜,击溃基督教,打碎了神权禁锢。孔子被誉为“18世纪(欧美)理性主义的原型”“世界的导师”1和“启蒙运动的守护神”。2
       但现在来看,儒家是“功败垂成”——到19世纪,“原罪、性恶”卷土重来,变本加厉,而害人害己。从今往后,西方亟须“第二次启蒙”(中国文化再次拯救之):上次启蒙打倒了神权,却抛弃了道德,其结果是“俗与教”同流合污、泛滥成灾;下次启蒙是把“邪恶人本”变成“礼乐人文”。此乃后话。
       17—18世纪的“中国启蒙”使西方在文明上从“一无所有”到“一应俱全”。中华文明及其许多方面,诸如科技、学术、文学、政治、经济和历史等,都在西方发生了“爆炸性效应”。3
       我们这里仅通过“文字”的管道来透视上述“奇异景观”。越是彰显“西方优越性”的东西,越是实质上的“中国性”;而文字则是最好的说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教授尤金妮娅认为:“到19世纪初,如果没有‘中国性’(Chineseness)概念,就不可能构想‘英语性’(Englishness),而最能昭明‘英语性’的则是‘中国风’(中国物质文化)。”4
       “表音”本是文字与民族进步的死路,因为声音在空间与时间上总是处于变异不居的状态,而与文字本身所要求的一致性及稳定性相悖。即使依靠四大发明(印刷与纸)的锁定、规定字母,而产生“文字”;那也会由于语音和语义皆缺乏共通性,反而容易造成普遍误解与加剧纷争。由此,拼音文字的语义的不确定性是导致近代欧洲陷于宗教战争的症结之一。
图1 语言的巴别塔       《圣经·创世纪》中的启示:上帝摧毁巴别塔(通天塔)、从而打乱了人类语言。它说明语言本身不能形成文字:如此“文字”(表音文字)在手写、口音和意思上都是杂乱无章的,其交流越广,误解越大,以致发生争端和冲突。因此,“表音”是与文字的进化乃背道而驰。鉴于现代西方字母表音文字是中国因素(印刷技术和汉字概念)为之确立的,那么,之前的西方则不可能产生和拥有文字。直到17、18世纪之交,从汉语“借取含义、借鉴定义”,西方诸文字才起死回生,并且成长为民族性与国际性的“通用文字”;它们从原先的“发音符号”,变成“知性符号”,方能书写知识及文学、科学和哲学。
       由此,难道之前还存在有关“古典、经典”的文献或手稿吗?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我们从17世纪欧洲的语言文字切入,进行透视,便可洞见幽眇,即之前2000多年和之后近200年的“西方历史”几乎都是被虚构的;腰斩西方假谱系方可“去伪存真”,即从语言文字这个窗口来看中华文明派生现代西方的全景,包括“汉字密码”(汉字表意)被用于炮制“经典、古典”和“名人、名著”。


       2.部落语言的“现代化”
       从培根、莱布尼茨到歌德的约200多年里(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欧洲经历了“中国模式”的转型(神本→人本)与多项改革(世俗化、文明化),包括语言文字的改革。后者使西方字母文字从土语或教派的表音符号,变成了包含中文特性“表意、雅言”的知性符号,从而胜任于书写文学、哲学、科学和数学等。
       很少人知道现代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寄生于“汉语表意”这一事实,尤其不知道当年莱布尼茨和耶稣会士的共识,即全人类的知识——包括“西学”——都来源于《易经》,它使汉字从象形文字升华为表意文字,因而成为承载和承传知识的工具。于是,就有了西方人所需要的“汉字密码”,由此展开了全部的西方知识体系。
       上述现代西方字母文字的“表意内涵”是汉语的,而假定其“表音形式”则是西方自己的。后者也应该大打折扣,因为西方的原生词汇极少,而绝大部分则是外来语。
       按照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伊恩·莫里斯《纬度决定历史》一文,近代以前的西方远离文明中心(中国),因而在人文地理上是“孤魂野鬼、孤陋寡闻”。这就不会有多少原生词汇。
       一旦进入“天下文明”,见了大世面,则外来语激增。
       估计一下英语词汇:所谓“古英语”不会超过1000个(部落土话),莎士比亚晚年(17世纪初)才2000个左右,百年后(18世纪初)约20000个,再过百年(19世纪初)约50000个。
       最近有书揭开谜底,即英国亨利·希金斯著《英语的秘密家谱:借来的文化,逆势成长的历史,强制推销的人类意识大杂烩》。
       此需说明,莎士比亚本人是个文盲,没有留下一个剧本、一句台词。仅因为他演戏有名,进入“文字时代”(17—18世纪)的英国,就把莎士比亚当作“传奇人物”“传统品牌”,在其名下编剧、编书。这样,“莎士比亚剧作”就滚雪球般地膨胀起来。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时代的英文远不胜任于写作。在1604年出现的第一部英语词典(图2右上方),即由中学教师罗伯特·卡德雷(Robert Cawdrey, 1538—1604)编写的“单词表”(Table Alphabeticall),一共才收集2,543个单词,而且没有定义或释义。那么,莎剧数以万计的词汇从何而来?(图2中间的文字:“18世纪以前的英文不适合于正规写作。”)实际上,在莎士比亚死后的百年里,英语经历了险些夭折的危机和“汉语模式”的改革。不难发现,这个“英语文学瑰宝”是在正规的《约翰逊英语词典》问世(1755)之后不久,才在“莎士比亚”名下的旧文本基础上改造、伪造出来的,而塞缪尔·约翰逊恰恰则是“莎士比亚编辑”之首(图2下部分)。图2 莎士比亚的语言问题       斯坦利·威尔斯的《莎士比亚调查》一书称:“《约翰逊英语词典》是任何一种18世纪莎士比亚版本的最重要的词汇表。”5
       雅致的英文是在莎士比亚死后100多年,才臻于成熟;其标志是1755年问世的《约翰逊英语词典》,但它是“汉语思维6、解码汉字7”的结果。接着,约翰逊博士又花了10年,基于他的词典改造莎剧,把相关的旧文本“经典化”。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的“三部曲”:①汉学百科知识(鸿篇巨制)→②《约翰逊英语词典》(套用《康熙字典》的架构)→③约翰逊版《莎士比亚全集》(“中国风”文学成果的集大成,而且也摘抄了托马斯·珀西基于中国资料伪造的《英语古诗遗产》)。8

 

 

       (二)如获至宝:欧洲亟须汉字秘钥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安戈指出,在现代早期的欧洲,“任何人能够发现一种方法,能够解码汉字这种表意文字;他就会拥有非常宝贵的知识,他就会获得全部的人类知识图像的钥匙。有这么一位学者,即安德烈亚斯·穆勒(Andreas Muller, 1630—1694),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样的钥匙”。9
       让我们来介绍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教授巴罗斯著的《中文秘钥:中文书写系统影响西方的简明历史》10

       1.汉字代替拉丁文来监护新语言
       这里仅介绍17、18世纪西方拥抱汉语(汉字)的情况。那时,欧洲关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最普遍的概念,就是所谓的“汉字秘钥”(Clavis Sinica);顾名思义,就是要更快、更直接地破译汉字(指汉字所具有的“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形象与抽象……”)。
       最初,“汉字秘钥”的背后原则是,汉语将会成为普世通用语言的卓越候选者。其理由有两:第一,相对于“后巴别塔”之人类语言之混乱,汉语与那至善纯正、普遍通感的“伊甸园语言”,是密切相关的;第二,鉴于“真正的字”的概念,汉字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词语,更重要的是事物本身和相关思想。
       在近代欧洲人的眼里,中国表意文字似乎与其所代表的抽象概念,有着直接和稳定的关系。
       在(宗教性的)拉丁文被无情地遗忘的过程中,汉字被证明是欧洲“通用语言文字模式”的潜在候选者,它代表着持久稳定和普遍意义;在新兴的欧洲方言文字(例如英文)吉凶未卜之际,汉字被推崇为有备无患的“神器”。换句话说,那时关注中国的欧洲精英都坚信:中国表意文字已经构成一种替代方案,以应对那并起林立、前景堪忧的方言文字(法文、英文、德文和意大利文等)。
       鉴于这样的认知,即汉字直接代表思想,而无须表音字母的中介;在当时,此种表意文字被视为可被归化的舶来品。在这个过程中,汉语概念(通过翻译)从模糊变得清晰,甚至在欧洲本土的语境中被熟悉运用,变成了西方人自己的话语和思维。尤金妮娅说:“中国物质文化被置于规范英文风格的核心话语之中。”“‘中国风’作为审美价值已经广泛地渗透到英文话语的内部。”11


       2.汉语成为欧洲的模范语言
       基于澳门的耶稣会士的译著,标志着欧洲人向中国学习的开始,由此,他们获得了对于汉字的初步印象。从那以后,欧洲人对于其自身语言文字的要求,越来越多地从汉语那儿得到满足,从而逐渐纠正他们的“自然语言”的错误。(相比之下,汉语或汉字则是“人工智能”的。)
       由于研究者诸如洛克、威尔金斯和莱布尼茨等人都已见证了这种“理想语言”,汉语在欧洲受关注的程度远远超出传教士或旅行者的小圈子。
       在赴华传教士的翻译文本的基础上,欧洲精英们又大量发表了更具影响的相关专论,主要是探寻“通用语言”和“真正的字”(培根说:“只是在中国……使用真正的字,它所表达的,不是字母或土话,而是事物或概念。”12)。在17世纪的欧洲精英看来,理想的语言文字应该是这样一种,即它是古老、简易、简洁、适当和有活力的。这些特点通常是和汉语(汉字)联系在一起的。
       英国人约翰·韦布的文章《中华帝国的语言是原初语言》于1669年问世,它被公认为是第一篇有关中国语言的专门论述。他认为,这般完好、完美的中国语言文字反过来也奠定了其文明的悠久历史和巨大财富;正由于保持着原初语言,中华民族从未丧失其对自然的主动权(所以不存在宗教禁锢)。
       约翰·韦布的欧洲中国观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他首次在语言文字上调和了中国与西方,并且按照圣经启示来诠释汉语的无比卓越性,那就是:汉语(汉字)是从亚当和夏娃那里传承下来的(原初纯正和普遍通感的“伊甸园语言”),并且成功地避开了“巴别塔之劫”;换言之,在上帝“打乱语言”的惩罚中,唯有汉语幸免于难,能够继续发扬其纯正禀赋——神性同理、神交古今。
       17、18世纪的欧洲精英差不多都有这样的共识,即汉字是思想的符号,含有超越性和普遍性的概念;至少在理论上,它可以被用来进行跨种族、跨语际的沟通或交流。进而,汉字可以成为一个终极方案,医治被弗朗西斯·培根和约翰·洛克所诊断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痼疾;亦即,凭借此种“真正的字”,来消除由生理性的语言符号所造成的“病态定义”和“滥用词语”。在欧洲人看来,华夏儒士卓有成效地保持着文学语言的纯洁性(指“雅言”,未受土语俗话的侵蚀),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

       3.通过汉语寻找语言的合法性
       巴罗斯教授继续说道:面对拉丁语的衰落,欧洲拥抱汉语,后者被当作新的通用语言的候选或示范。欧洲人认为,汉字是被其帝国中央权力保护的最古老的书面语,在许多世纪里保持纯洁和稳定;它好比是超然于语音海洋和历史沧桑的“置外代码”(external code),却能做到字与真实世界、客观对象、语义概念皆直接对应。
       莱布尼茨对中国语言文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莱布尼茨热衷于一种通用语言,认为汉语最有可能是候选者。他说:“如果上帝教人一种语言,它应该是和汉语相似。”莱布尼茨推断:汉字在本质上是世界通用语言的最方便的基础。
       在人类的普遍沟通上,“相对于其他所有的语言,汉语具有唯一的合法性”(Chinese had a unique legitimacy claim over all other languages),亦即中文是其他所有语言文字能够相对通用的基础。这一观念曾盛行于欧洲,而在约翰·韦布的论文问世的几十年后,在马若瑟(Joseph Prémare, 1666—1736)那里达到了顶峰。
       所谓的欧洲科学革命的高峰期,即1668年,英国皇家学会所热烈讨论的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如何突破语言文字的瓶颈;皇家学会首任主席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提交的一篇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这是继17世纪初培根认定“汉字是真正的字”之后,欧洲的语言文字改革所迈开的一大步。

图3 1668 年英国皇家学会讨论会(油画)

       该论文及会议有三个主题:
  • ①能否直接使用汉字作为欧洲的科学语言和哲学语言?但因嫌汉字太多、太复杂而放弃。
  • ②能否设计出像汉字那样,但比较简单的“表意文字符号”?虽无定论,但在往后的实践中归于失败。
  • ③能否改造既有的表音文字(例如英文),而使它变得具有汉语式的“表意内涵”?这第三方案是行之有效的。
       这件事足以说明在17世纪晚期之前,西方诸文字(字母表音文字)不具有“表意、写意”的资质,因而不胜任于书写高雅、高深的篇章。

图5 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系主任大卫·波特 著《表意文字:现代早期的汉字密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 年)       何来“古典希腊作品”?我们今天所读的“古希腊”及其文学、科学和哲学,真是“古已有之”吗?在17世纪晚期之前存在能够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的希腊文或拉丁文吗?果真如此,17—18世纪的欧洲完全没有必要进行语言文字的改革,即使改革,也轮不到汉语(汉字)作为典范或榜样;进而,也没有必要举行1668年会议;即使开这个会,其所讨论的核心议题应该是“古希腊”,哪里会是“古汉语”呢!那么,“古希腊”(及其文学、科学和哲学)是怎么回事?近代早期的西方人依靠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锁定、规定表音符号(字母),因而形成表音文字。之后不久便狂热地“发现手稿”,包括“古希腊”的;但这都是神职学者(有些被称为“人文主义”)伪造的,反映基督教的正面与反面;然而到17世纪,“古希腊”与基督教都是进步的绊脚石,不加以清除,则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今天所学所教的“古希腊”都是在19世纪被彻底重写,并且加以“经典化”的。关于汉语在人类语言上的唯一合法性和西方对它的迷恋,大卫·波特提出三个理由:

  • ①从一开始,汉语的词语在“表意”上被确立了权威,越是古老,越有权威;
  • ②它保持不变性(指含义、定义),不受南腔北调和古往今来的极多差异、变异所影响;
  • ③上述不变性与权威性的因果关系是基于它的“内在代码”(指: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性与知识,等等)。

       进而,按照大卫·波特的研究,在18世纪,欧洲人渴望将汉字纳入他们自己的通用语言的模式中,渐进地把“汉字表意”(定义和概念等)融入他们的写作之中。

 

 

 

二、 现代西方是“汉字密码”的展开


       (一)钩玄猎秘:探讨人类智慧真元

       1.西方知识的汉字渊源
       本文做一个重大揭示:人类知识的唯一源头就是《易经》及其所造就的“汉字表意机制”。归根结底,所有的现代知识——特别是西方的——都是汉字(表意)带来的。在其表音文字于17世纪晚期寄生于“汉字表意”之前,西方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和传播知识的工具。
       法国“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对莱布尼茨说,伏羲的《易经》使汉字成为“所有知识的真正的钥匙”(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13。莱布尼茨鉴于汉字是智能设计,是哲学性质的,和鉴于书面汉语成为“哲学语言的典范”(Chinese script a model of of the philosophical language)14,他在引进“汉字表意”(概念)上做了大量工作,旨在使西方文字从发音符号变为知性符号。
       但另一方面,就像美国罗德学院教授比奇洛所说,“莱布尼茨的这个梦想……威胁这样一个常识,即欧洲文化存在真理的可能性。”15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吉特·陶茨也说:一旦介绍中国在现代早期西方的实际存在,这就意味着把(西方)哲学权威置于危险之中。……重新讲述西方的“中国故事”,必将挑战既成的“学术星系”,从而把中国置于德国及欧洲的文学与文化史的核心,犹如太阳照耀着群星。16这使人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一切光辉灿烂的东西总令人想起太阳,而且沾得太阳一部分的美。”

       2.“原知识”的生成原理
       为了发明文字,面对声音的浪海,怎样做到“万殊而一致、万变而一定”呢?“一致、一定”即文字产生的前提,而人的口音则是“万殊、万变”。因此,“表音”是文字的死路,它也说明该社会或民族没有原创文字,乃至知识的能力。
       “表音文字”不能自我生成和自我稳定。即使依靠印刷术锁定、规定其表音符号(字母)而产生“文字”,那也是徒然增加普遍误解与争端——这是文字进化的反动。为什么?因为表音文字的致命缺陷是,它不具有能够达成共通共喻的“表意机制”。固然,每一种“表音”皆包含“意思”,但它都只限于本能性(生理信号)和狭隘性(亲缘感知)。如果“表音意思”涉及宗教性或排他性,那就麻烦了——纷争不休、冲突不止!例如16—17世纪欧洲宗教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语言危机”(linguistic crisis)17
       培根说,汉字是“真正的字”。它超越口音与方言以及狭隘性与排他性,从而表达事物、概念和思想。这就是“表意机制”!它是如何形成的呢?中国先民观察和体悟自然及宇宙、万物及众生,发现其整体性、普遍性和关联性及其变化规律——“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在这个基础上发明和发展文字,并且使之成为承载、承传知识的工具。因此,汉字所表示的是全人类的共通认知。
       西方表音文字原本只表达发音,即使有其“意涵”,也是本能性与个别性的,无缘于高深、高雅的思想和提炼出的知识。思想与知识皆属于“汉字表意机制”的内容。换言之,正由于禀赋如此“表意机制”,汉字能够积累、蕴藏、传播和表达思想与知识。
       人天生就会说话,但并非天生就能表达普遍性和高深性的思想,这是语言本身所不具有的。它要求对于“人与自然”及万事万物,具有一致性与共通性的认知,及其传播媒介。凡此,源于《易经》,而体现于汉字。

图6 汉字密码       若非在17世纪后期,西方诸表音文字(法文、英文和德文等)开始寄生于“汉字表意”;那么,它们则不可能幸存于宗教战争,更不可能变得胜任于书写文学、科学和哲学以及其他一切知识。不仅如此,鉴于西方表音文字原本只是发音符号,不含任何知性与逻辑;所以,“汉字密码”则是唯一的和真正的西方知识的基因。


       3.近代以前的西方没有文字
       在欧洲于 15 世纪左右开始分享四大发明之前,西方不存在文字、文献和文明;而现有的所谓古文字、文献也都是伪造品。在它的表音文字于 17 世纪晚期开始寄生于“汉字表意”之前,西方不存在文学、科学与哲学。
       若非汉语(汉字)则无西方文字,乃至没有整个的西方知识系统。
       学者们常说,西方文字及语言学深深地影响了现代西方文明与哲学的发展进程。然而,西方语言文字的概念内涵不是“汉字表意”,又是什么呢?难道是它自己所谓的印欧语系的表音系统吗?难道是来自“古希腊”吗?后者则被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 A. G. Spengler, 1880—1936)所批驳。戴维·格雷斯介绍:

       斯宾格勒拒绝那被歌德和温克尔曼所开启,并且被尼采所发扬光大的希腊崇拜。……为了说明我们(西方)的源头不在希腊,斯宾格勒指出,公元10世纪以前的西方完全没有文字……
       对于西方人来说,没有文字是无法想象的;书信、书籍、诗歌、传记、报告和政府文件……乃至圣经,皆离不开文字……
       斯宾格勒反问:强烈依赖文字与文献的现代西方怎么会是一个“非文字文化体”的学生或传人呢?
       作为其总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分,斯宾格勒抨击“现代西方源自古希腊”的说教;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是由多文化所构建的。由此,斯宾格勒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三段论”,即:古代→中世纪→现代;这只是片面地美化西方,但对于其余世界(像中国等)则是荒谬的。……希腊崇拜者们有效地发明了“古希腊”及其与今西方的相似性,而掩盖了它们的本质差别。18
       文字学可以证明和确认“西学中源”。没有表意文字,也就没有定义、概念、抽象、推理等,也就不可能有知性与知识、科学与哲学,等等。西方人在17世纪才了解汉字这一仅有的表意文字。鉴于它表示的,不是声音,而是事物、客观或自然,如此关系反映在定义、概念上,并且具有抽象推理的功能;汉语(汉字)就被那时的欧洲精英当作“哲学语言”,希望通过它使他们自己的字母文字从发音符号变成“知性符号”。由此,西方才获得真正的文字——具有“表意内涵”的字母表音文字,从而能够书写科学与哲学等。难道之前还存在“古典”(古希腊)吗?

图7 汉字“表意机制”是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根基

 

 

(二)追本溯源:汉字蕴藏知识基因

       1.汉字是人类知识的基础
       第一、汉字的智慧特性和知识功能。表音文字和象形文字仅是表达听觉或视觉,汉字是“感觉中枢”的指令。如果说“音、形、义”是文字的“三角形之稳定性”的框架,那么,汉字则是它的有机整体。汉字兼具“音、形、义”,其重心在“义”(表意、写意),它是文字的灵魂。而单纯的“象形”和“表音”则都是文字之残缺或雏形。汉字最初也是“象形”,但通过《易经》而升华至“表意”。
       按照哈佛大学教授奥尔布赖特对“表意文字”的定义,它是由各种具体物质及其关联所产生的抽象和复杂思想的图式。19如此完整而超越地反映真实自然,所以它应该是思想、知识和真理的唯一源泉。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森舸澜(Edward G. Slingerland)说:“汉字是超语言的,是通向具体世界的直接路径。……汉字在(现代早期的)欧洲所起的作用,是完美写作的典范。……培根认为汉字是‘真正的字’,它直接代表万事万物的意义。”20
       首任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威尔金斯(John Wilkins, 1614—1672)说:“汉字展示了最令人满意的通用语言特征之一……是它建立在事物哲理之上。”21
       绝无仅有的表意性的汉字,也是古今世界唯一积累与传播知识的工具。至于西方表音文字,即使有(始于15世纪),也是发音符号,其所含的信息不外乎是个别性、本能性、狭小性和排他性的,而与人类的“共通认知”(知识)毫无关系。西方表音文字在17世纪晚期以来寄生于“汉字表意”,遂可以充当积累与传播知识的工具。于是,西方便宣称(我们都信以为真):它的字母表音文字很优越,不缺少“合理表意”;而且是“古已有之”,所以谱写了“希腊智慧”(文学、科学和哲学等)。
       第二、汉字构成其他文字的表意内涵。和“汉字表意”比较起来,陷溺于生物性而仅仅依靠“形”(象形)或“音”(表音),或者站在自然之外臆想“神造万物”(宗教语言),怎么能了解和把握客观规律呢?
       西方的“表音文字”不能自我成立、自我稳定。文字的前提是一致性、稳定性和共通性,而“表音”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表音”在文字进化或进步上是南辕北辙、南蛮鴃舌 。概言之,“表音”有三乱:

  • ①书写之变乱(经众人之手,则奇形怪状);
  • ②口音之混乱(在时空中,口音是千差万别的);
  • ③语义之祸乱(各执歧义,普遍误解和争端)。

       严格来讲,象形文字既是文字的雏形,又是它的羁绊。象形文字只能表达孤立的、零星的事物或现象,而不能表达较复杂和有条理的思想;所以它不能匹配于文明社会,充其量只是部落或宗教的图符。所谓的“古埃及文明”及其象形文字均应该被质疑。所以,现在世界各大学所教学的“古代文明”是否都是真的,值得推敲。总而言之,象形文字所能表达的,只是零星具象,而非系统思想,不能用它来匹配文明。
       “表意”(汉字)之为物,从“形而上”看则是:道→雅→表意(写意);从“形而下”(认知工具)看则是: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性与知识、思想与思辨、逻辑与逻各斯(“道”)……
       美国语言学家费诺罗萨(Ernest F. Fenollosa, 1853—1908)指出:“汉语所代表的是,所有的西方逻辑和抽象系统的合乎自然的选择。”22这就是说,在西方,汉语(汉字)之外不存在逻辑。
图8 从“文字”来看古老文明的虚构或伪造(fake/forgery)       图8展示了“古代文明”埃及(前3100—394)、苏美尔(前3400—74)和印度河(哈拉帕,前2800—前1500),以及它们所使用的文字(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等)。然而该图的疑点则是,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只是雏形文字,或为部落图符或教派标识;它能所表达的,仅是个别事物、零星具象或静态形似,而非系统思想、深刻情感或变化意识。后三者属于文明的内涵。唯有表意文字才是“文明的文字”。所以,结论是,用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来匹配文明是荒谬的。
       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识与知性……在今天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任何语言文字都可以做到;但这是汉语(汉字)影响其他语言文字的结果。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指出:“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西方人发现汉语结构是所有其他世界语言(得以成立)的关键。”23
       然而在古代,“表意”是何其难也,它的原创乃依靠《易经》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两者相契合;以致我们可以说,表意文字是一切知识、学问、艺术和发明之母——没有它则一事无成!这就是为什么法国数学家白晋对莱布尼茨说,汉字是人类知识的总的钥匙24;而使汉字从“象形”升华至“表意”的《易经》,则是一切知识——包括科学、数字和哲学——的源头。25
       第三、汉字是人类知识的基因库。只有整体思维才能够准确无误地概括出万事万物的属性与特征,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乎百世而不惑,这就是“原生表意”(古汉语)。汉字不仅是记录共通性语言(雅言)的符号,而且是负载着一切知识的全息标志,它是凝固的信息模块。“每个汉字就是一个集成电路。”中国古圣先贤知道,语言或声音乃“恒变”,所以,他们创造出一套独立于语言之外、超越时空而保持稳定的文字系统,用它来蕴藏、传导信息;即使相隔数千年也能“记忆犹新”,从而积累和发扬智慧成果。相比之下,如果不是寄生于“汉字表意”,西方字母文字仅是表音符号,而不具有合理合法、共通共喻之意思,不具有含义定义、思想思辨之知性。所以说,怎么可能存在“古希腊”及其文学、科学和哲学呢?!
       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鲁斯科拉写道:

       随着赴华耶稣会士把更多的有关汉语的信息传回欧洲,它引起社会混乱与传统分裂;终于激发了伟大的17世纪的文化探索,寻找那丢失已久的人类共享的“通用语言”,后者的关键系于汉语……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普遍信念,即在中国尚可看到原生知识的缩影,那就是逻辑、神学和语言结构之共有性和普遍性。26
       香港大学教授查德·汉森(Chad Hansen)声称:“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可媲美于科学的宇宙创造说。”27
       费诺罗萨说:“以汉语为模式,把它当作真正知识的工具;只有这样,才能够弥补我们(西方)可怜的语言抽象的能力。……这是联结命名与认知之间的理想设定。”28
       芝加哥大学教授豪·索萨西说,“中国书写文字是有效思维的典范”29,它“成为现代早期欧洲的完美写作模式”。30
       早期汉学家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断言,“汉语书面语言(汉字)代表人类的基本思想,而这是其他任何语言(文字)都不能传达的”;“汉语……是最理性、最系统的语言,因此它是最有可能成为人类通用语言的模型”。31

       2.溯源汉字,发现西方知识的根
       第一,汉字与现代西学的源头。表意文字(汉字)即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性与知识、思维与思辨、抽象与形象、形而上与形而下……它可以说是最伟大的发明,其他所有的发明都是基于其上的。换句话说,倘若没有表意文字,那么,不可能有知识,更不可能产生文学、科学和哲学;除非是原始性的,或是被伪造的。
       如果承认人类知识的诞生是“元一”(一个源头)的话,那它就不会在欧洲,因为西方是“二”(主客对立);只不过在现代阶段,由于幸遇“天时地利”,西方在这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和亢奋而已。如此“元一”即是那赋予汉字“表意功能”的《易经》,它也是全人类的“群经之首”。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7世纪后期,即在“西学”的孕育期,莱布尼茨和白晋等人达成共识:使汉字从“象形”向“表意”飞跃的《易经》,是全人类的科学、数学和哲学以及宗教的源头。
       白晋认为,这些易象和爻卦皆显示伏羲所发现的,不仅是中国语言的钥匙,而且还是“所有知识的真正钥匙”(true key to all knowledge)。白晋写道,伏羲爻卦代表了所有科学的简易而自然的方法。32
       莱布尼茨赞同这种推论,即所有的智慧都溯源于《易经》图像。3334
       据此,大卫·波特总结,汉字(表意)是“神圣启示的密码”,它体现了“完美的哲学系统或所有科学的基本原理”。35
       第二,西方不能原创知识和学术。美国《向导》杂志(1918)写道:“写字的发展是有序的,象形文字(图画显示)被表意文字(意识标识)所取代;后者表达抽象的思想,堪称所有发明中的最伟大的发明——使汉字担当通用文字,一切才有可能:书写历史、诗歌、哲学……”36
       在(17、18世纪)耶稣会士的心目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人类知识的终极源泉”。37在17世纪的欧洲,“中国成为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38
       这就是说,西方不可能原创文学、艺术、知识和学术,乃至不可能原创文明及其一切方面。为什么?其原因之一是,西方不能原创“表意”或真正文字。“表意”,指人与自然及万事万物之普遍性与感通性,它是《易经》之
       “形而下”(器)与“形而上”(道)相和合的结晶。这样的“智慧机制”在西方是不可能产生的。即使在现代,西方已经撷取了汉语的“表意、雅言”,学会了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知识与知性、思想与思辨……也从中国引进了整个西学(西学中源);即便如此,西方也是上述“智慧机制”的门外汉。唐诗云:“偶与游人论法要,真元浩浩理无穷。”
       我们说西方不能原创“表意”(知性和概念等),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的表音文字只是声音符号,而无合理语义;更因为西方没有“道的智慧”(整体和谐、动态平衡、圆融有机、有无相生)。
       第三,“汉字表意”衍生西方哲学。西方不能原创“表意”这一知识与学问之母。
       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说:“知觉恰恰是一个概念,一个直观的概念……它源自于事物本身,其意义自我呈现,它独立于语言、独立于指涉系统。而我相信知觉与源头、中心的概念是相互依赖的……”39
       这段引文说的是,知觉和概念来自事物的本身,人通过直觉体悟它们的互相依赖和渊源本末。这难道西方做不到吗?西方宗教是“神创万物”,它不承认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本身的价值和规律;实际上,它只是牺牲万物众生,除此之外,它与自然毫不相关。西方的非宗教的“世俗部分”是唯“俗”无“雅”,都是地方性和排他性;这在17世纪的欧洲方言文字群起林立之际,是“流行病”。
       在德里达看来,“汉语是哲学写作的完美蓝本。……因此,汉语写作概念发挥一种‘欧洲幻觉’(European Hallucination)的功能”41“……德里达确认,在莱布尼茨的项目中,汉语(写作)模式‘起着西方哲学的基石的作用’。”41
       美国长岛大学教授帕蒂森指出:“莱布尼茨认为汉字是理想的哲学符号系统的原型;它不存在口音中介和词语模糊,而与思想之对象直接关联。”42
       “汉字表意”仅构成西方哲学的语义、概念和范畴以及逻辑推理的方式。总的来说,西方哲学及科学皆来自从中国经书中所撷取的专门针对自然的那部分,被称为“自然哲学”;西方割裂“万物一体”,形成“主客两分”,从而退化为“本能层级”——人作为“智能生物”所禀赋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只不过用《易经》的“形而上”(道的碎片)包装之而已。 莱布尼茨希望“中国也应该派‘传教士’到欧洲,教导自然哲学”43
       “自然是我们的一切观念所生出的源头。”(越诺尔兹名言) 在古代,哪一种思想最能体悟和尊重自然呢?那就是儒家(天道观、天人观),开始于《易经》;所以,一切概念与观念、知性与知识的源头就在这里。

 

注释:


 

       1 Anthony Pagden: Facing Each Other: The World's Perception of Europe and Europe's Perception of the World, Part 2, Ashgate/Variorum, 2000, p.416.
       2 Confucius became known as “the Patron Saint of the Enlightenment”. David Geoffrey Smith: Confluences Intercultural Journeying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 Incorporated, 2020, p.323.
       
       3“爆炸性效应”一词出自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该书写道:……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他们(西方人)拿来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地发展它们,将其用于海外扩张。……(换句话说)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都出自中国。……但在西方……得到充分利用,首先是对欧洲,然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董书慧、王昶、徐正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6、297页。)
       4 Eugenia Zuroski Jenkins: Taste for China: 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
       5 Johnson's Dictionary is the most important glossary to any edition of Shakespeare publishe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f course. Stanley Wells: Shakespeare Survey, issue 5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37.
       6 Sir John Barrow (bart.) 1804: Travels in China, London, p.249.
       7 Alexander Chalmers: The Works of Samuel Johnson, p.355.
       8 Percy Hazen Houston: Doctor Johnson: A Study in Eighteenth Century Human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3, p.211.
       9 J. Marshall Unger: Ideogram: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Myth of Disembodied Meaning,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18.
       10 Barros Barreto: "clavis sinica: a short history of the long battle for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in the west between the xvi and xix centuries", Alfa, rev. linguíst. (S.o José Rio Preto) vol.61 no.1 S.o Paulo Jan./Mar. 2017. [中文秘钥:中文书写系统影响西方的简明历史(16—19世纪),巴西《语言学家》杂志,2017年3月,第1704—1708页]
       11 Eugenia Jenkins: A Taste for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122.
       12 Margaret Cameron: Sourcebook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pringer (Berlin), 2017, p.499.
       13 David Emil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314.
       14 (Richard Cavell)Bernhard F. Scholz: The European Emblem, Sellected Papers from the Glasgow Conference, BRILL, 1990, p.170.
       15 Gordon Bigelow: Fiction, Famine, and the Rise of Economics in Victorian Britain and Ire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
       16 Birgit Tautz: Put the authority of philosophy at risk. Bettina Brandt, Daniel Leonhard Purdy: China in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6, p.121.
       17 Katherine Ellis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English Cryptography Manuals, Routledge, 2016, p.6-7.
       18 David Gress: From Plato to NATO: The Idea of the West and Its Opponents, Simon and Schuster, 1998, pp.74-75.
       
       19 Daniel Albright: Untwisting the Serp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63.
       20 Edward Slingerland: Mind and Body in Early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32.
       21 Rüdiger Schreyer: NOT INVENTED BY ART: Wilkins and the Chinese language, Rheinisch-Westf.l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Aachen, 18, January 1992.
       
       22 Robert Kern: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71.
       
       23 Julia Frances Andrews, Kuiyi Shen: A Century in Crisis: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in the Art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Guggenheim Museum, 2003, p.10.
       24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314.
       25 Simon Kow: China in Early Enlightenment Political Thought, Routledge, 2016, p.30.
       26 Anne Orford, Florian Hoffman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54.
       
       27 Chinese characters are ideograms as on a par with scientific creationism. (Chad Hansen)Ming Dong Gu: Sinologism: An Alternative to Orient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 Routledge, 2013, p.190.
       28 Robert Kern: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25.
       29 Haun Saussy: 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 Harvard Univ Asia Center, 2001, p.35.
       30 Ernest Fenollosa, Ezra Pound: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Fordham Univ Press, 2009, p.4.
       31 Robert Kern: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
       
       32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p.314.
       33 Val Dusek: The Holistic Inspirations of Physic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98.
       34 John Marenbon: Pagans and Philosoph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02.
       35 David porter: Ideographia: The Chinese Cipher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0.
       36 The Mentor, vol. 6, Mentor Association, 1918,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42.
       37 Amy Jane Barnes: Museum Representations of Maoist China: From Cultural Revolution to Commie Kitsch, Routledge, 2016, p.20.
       38 Thomas H. C. Lee: China and Europe: Images and Influences 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36.
       39[法]德里达:《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2页。
       40 Patrick Williams, Laura Chrisma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Routledge, 2015, p.88.
       41 Jessica Pressman: Digital Modernism: Making It New in New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144.
       42 Leibniz considere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prototype for an ideal philosophical system of notation… / Robert Pattison: On Liter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4.
       43  Derek Howse: Background to Discove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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