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来源：家长学院　　作者：田鹏

　　2. 地域生活重建。

　　所谓地域生活重建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基于家计分配的房屋规划和国家照顾的安置政策，打破村落共同体基于村籍、户籍等传统认同单元和行动单位，采用“户籍均沾”、轮流赡养等多元化情感治理策略，强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同于现代城市商品住宅社区，作为一种兼具乡土特征和都市气息的特殊地域社会空间，“多村联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生活重建遵循“户籍均沾”房屋分配原则。以M社区为例，只有拥有本地户口和村籍的家庭才具有购置新社区住房的权利，以户为基本单元进行社区房屋配置，且作为社区地域生活重建的重要内容，住房分配并非完全采用市场化配置原则，而是采用一种充分保障所有村民平等享受住房权利的“户籍均沾”家计分配逻辑。这是一种不同于市场分配逻辑的“自产自销、自销自用”分配模式[26]，其核心逻辑是“谁投资谁受益，不可能让外村人享受这个福利”。同时，轮流赡养的情感治理策略也是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生活重建的重要议题。M社区房屋分配办法规定，有子女的老年人必须同子女居住，这种家庭居住空间分配模式在实践中又衍生出一种特殊的老年人情感治理策略——轮流赡养[27]，这种家庭养老实践形态的变迁既是家庭居住空间强制性变迁的无奈之举，也是“家”作为中国农村老年人情感归属之终极来源的理性选择。

　　3. 地域公共性重建。

　　所谓地域公共性重建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基于“大杂居、小聚居”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和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原则，打破传统血缘—地缘、家族—宗族社会联结和情感纽带，重建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社区服务模式、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和生活共同体意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健全和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优化社区公共资源配置、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是当前着力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的重要举措[28]。为强化社区综合治理能力和服务供给能力，M社区以原行政村为基本单位划分生活片区，既能延续熟人社会的互动规则和交往方式，也有利于公共服务代办化、便捷化和基层治理精细化、网格化。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性“脱域”，“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后往往会面临一系列社会心理不适[29]，“小聚居”能最大程度保持传统村落共同体熟人社会运作规则和情感联结，有利于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尽快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区资源配置策略和公共空间营造手段，“小聚居”能有效缓解“脱域”导致的社区管理困境和秩序整合危机，有效延续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中的替代性作用，真正实现村治模式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衔接和双轨运行[30]。因此，“大杂居、小聚居”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和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原则，既能缓解农民集中居住后的一系列社会心理不适应，又能通过村治模式的延续并辅之以网格化管理，实现社区公共性重建和基础秩序重构。

　　五、结论与讨论

　　笔者采用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从“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地域公共性”4个维度，系统性考察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

　　1. 村落共同体消解。

　　从地域统合动力角度而言，突破了传统“人口蓄水池”的单一功能定位后，作为城乡衔接和融合发展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小城镇在新时代全面振兴乡村战略中仍然具有基础性地位。中原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基于地域社会的集聚化和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采用“多村联建”“撤村并居”有序引导“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不仅改变了乡域村落分布样态和空间结构，也使得传统村落共同体发生不同程度的整体性消解。质言之，地域社会的集聚化和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等多重维度的整体性消解。

　　2. 地域共同体重建。

　　地域社会的统合性和关联性视角将地域共同体重建视作一组复杂要素，以及包括物理环境、地理空间、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等在内的多维互构关系。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原地区新型城镇化社区地域共同体重建过程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基于“大杂居、小聚居”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和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原则的地域公共性重建。但上述地域共同体重建策略并未使得其彻底转型为现代都市社区，乡土性的漫长流变和都市性的缓慢崛起使其呈现一种兼具都市性与乡土性的混合型社区。

　　3. 就地域社会学视角而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的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则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及其统合逻辑。

　　因此，笔者从整合机制及其统合逻辑角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域共同体的理论意涵：（1）就地域统合逻辑而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基础上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转型，遵循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统合逻辑。（2）就地域关联过程而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连续统一体，是城乡有序衔接、深度融合的新型有机整体[31]。因此，地域共同体重建不仅是地域边界再造、地域生活营造和地域公共性重塑等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乡土文化的隐性转型和新型城乡文明关系的当代重构[32]，其实践过程势必充满利益博弈和价值冲突。（3）就地域整合机制而言，作为地域共同体重建的主导者和社会空间生产者，无论地域发展、空间规划和社区发展中国家如何关照和尊重本土性、地方性，都难免遭遇地方创造者的无形抵抗，包括地方情感、地方精神、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从而导致“地方—空间紧张”（place-space tensions），即国家在社区规划中通过空间生产营造一个非农化、趋城化的日常表达和生活场景，而地方则基于地方感的特殊体验并通过地方再造进行空间抑制，以消解国家强加其上的“空的空间”（empty space）[33]。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地域共同体重建并不应完全按照国家意志“一刀切”，而应积极发挥地方主体性和能动性，并通过参与式再造进行主动调整和积极适应。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所指出的，“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典型引路。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层层加码，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久久为功，扎实推进。”

　　参考文献：

　　[1]朱启臻，赵晨鸣，龚春明，等.留住美丽乡村——乡村存在的价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 喻新安，刘道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9.

　　[3]许宝健.统筹城乡发展——新乡探索与实践[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55-57.

　　[4]谷建全，王建国.河南城市发展报告（2015）——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

　　[5]耿明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发展——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5.

　　[6]李强，陈振华，张莹.就近城镇化模式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7（4）：179-190.

　　[7]任强，毛丹.中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五种实践逻辑——基于对浙江省的政策与实践观察[J].山东社会科学，2015（9）：63-71.

　　[8]王春光.城市化的“撤村并居”与行政社会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13（3）：15-28.

　　[9]文军，吴越菲.流失“村民”的村落：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J].社会学研究，2017（4）：22-45.

　　[10]李昌平，马士娟，曹雅思.对“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的系统思考[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3）：33-36.

　　[11]董春玲.农民上楼后的农村物业管理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北京市的实地调研[J].农村经济，2013（6）：14-18.

　　[12]田鹏.“乡土连续统”：农民集中居住区实践样态研究——基于后乡土社会理论视角[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77-84.

　　[13]田鹏.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新型单位化现象研究[J].农业经济，2018（1）：39-41.

　　[14]田毅鹏，徐春丽.新时期中国城乡“社会样态”的变迁与治理转型[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2）：72-77.

　　[15]蔡驎.地域社会研究的新范式——日本地域社会学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10（2）：12-19.

　　[16]田毅鹏.地域社会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以战后日本城乡“过疏-过密”问题研究为中心[J].社会学研究，2012（5）：184-203.

　　[17]李宗克.社会学本土化：历史与逻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179-181.

　　[18]田鹏.就地城镇化动力机制研究：兼论小城镇战略的当代转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7-82.

　　[19]折晓叶.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J].中国社会科学，1996（3）：66-78.

　　[20]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88-89.

　　[21] 祖田修.农学原论[M].张玉林，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52-53.

　　[22] 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

　　[23]胡雪松，石克辉，王冬.村落空间资源化——村落营建研究[J].建筑学报，2006（5）：15-18.

　　[24]田鹏.从种地到经营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103-108.

　　[25]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修订版.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9.

　　[26]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24.

　　[27]伍海霞.当代农村老年人口的轮养分析——以河北经验为基础[J].人口研究，2009（4）：68-77.

　　[28]民政部编写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8.

　　[29]田鹏，陈绍军.“无主体半熟人社会”：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集中居住行为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6（4）：53-61.

　　[30]田鹏，陈绍军.论“村改居”后村委会的功能嬗变[J].湖北社会科学，2015（7）：23-28.

　　[31]姜长云.乡村振兴战略：理论、政策与规划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8：62-65.

　　[32]田鹏.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Wirth-Redfield模型的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68-74.

　　[33]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3-26.

·上一篇文章：社会资本研究50年
·下一篇文章：本体性意义与学科反思：大数据时代社会学研究的回应（二）

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