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记者体验10年卧底生涯 曾2个月在妓院偷拍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承担探索真相的社会使命

　　今年45岁的白晓红出生在中国台湾地区，父亲是前台北市副市长白秀雄。2013年2月底，得知女儿卧底任务结束，白秀雄和妻子立刻赶赴英国探望女儿。白秀雄和妻子均在自己的领域有许多著作，喜爱弄文武墨。白晓红从小受父母的影响，也爱用文字表达思想。但是，对于自己的家庭背景，白晓红从未主动向人提起。

　　白晓红从小就独立自主，白秀雄对其实施的宽松式家庭教育又使得她的个性得以全面发展。1987年，白晓红进入辅仁大学攻读西班牙语文学学士学位。从那时起，她就频繁地参加学生运动。自从她密切关注非法移民劳工的问题后，每次卧底她都鲜少和亲人讨论，只是告知亲近的朋友她会消失一段时间。虽然父母担心她的安危，但是，对于女儿坚持正义的理想，他们还是支持的。

　　白晓红向往自由，个性叛逆。1991年，大学毕业的白晓红远赴英国求学。2001年，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新闻学硕士是她攻读的第三个硕士学位。之前，她已经在卡迪夫大学和杜伦大学分别获得了文化批判理论和东亚文化研究两个硕士学位。

　　在威斯敏斯特大学以“卓越毕业生”毕业后，白晓红被推荐到《卫报》做记者。为了有更多机会真切地了解移民生活实况，她毫不眷恋殷实的家境，冒险居住在治安混乱的伦敦东区，因为这里是伦敦外来移民聚居的地方。她时常外出数月进行暗访或实地调查，与丈夫聚少离多。最终，20年的婚姻被迫终结。她放弃做一个好妻子、乖女儿，只为实现心中的理想和恪守记者的职责。

　　“做记者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白晓红在接受《华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她认为呈现社会不公是她的职责。为此，她不畏千难万险。“以欺骗的手段，来揭发社会的欺骗”是她崇拜的德国调查新闻记者冈特·沃拉夫(Günter Wallraff)的名言。她以此为标杆，时刻不忘一名记者的社会责任感。

　　白晓红对《华闻周刊》记者说，到妓院偷拍是她最后一次做卧底记者，“其实，我能做的还有很多”。抱着一颗勇敢、独立、执著、热忱之心，白晓红无疑会在她的职业生涯里做出越来越多的令人惊叹的业绩。

　　英国生产巨轮下的“隐形人”

　　有数据显示，在英国的非法劳工人数有70万～100万。其中，亚洲国家约占三成。而亚裔劳工中，中国劳工人数最多，保守估计约有7万人。这个人群的生存遭遇，正是白晓红所关注并记录的。

　　女劳工出卖肉体

　　在英国，约有8万名女性从事性行业。其中，大约有移民2万名。在伦敦近2000家妓院的从业者中，移民数量占据80%，且多为非法移民。令白晓红惊讶的是，在她所卧底的妓院中，卖淫女多数来自中国大陆。

　　阿芬是白晓红在卧底妓院中见到的第一名大陆卖淫女。她来自福建福州，到英国已经4年。在到达英国的前2年中，她和许多刚到英国的中国人一样，在餐饮业从事薪资低廉的工种，但在第三年她就被解雇了，原因是英国政府移民政策紧缩后形成的对非法移民的解雇潮。

　　此后，阿芬的一位朋友介绍她涉足性服务行业。她告诉白晓红，自己没有一技之长，只得接受。后来，她发觉这是她到英国以来做的最好的决定。阿芬的收入突飞猛涨，客人多时一周能赚1500～2000英镑，她远在福州的家人也因此过上了更好的生活。虽然长期带病工作让她看起来面容憔悴，但是，谈到卖淫给她家人带来的殷实改变，阿芬的言语中还是透露着一丝欣慰。

　　白晓红边听边揣度面前这个40出头的女人曾在福州老家的生活状态。然而，令她惊愕的是，某次当阿芬请她帮忙读出手机通讯录里朋友的名字时，白晓红发现，阿芬不仅不懂英文，连汉字也不能读写。这是白晓红在英国遇到的第一位华人文盲。“多长时间(你想要)”、“90镑(每小时)”、“50镑(每半小时)”、“40镑(每20分钟)”是阿芬会说的所有英语。白晓红不敢想象阿芬是如何在面临危险时自救的，又是如何在生病时求医以及寻求福利机构救助的。这些都令白晓红心酸不已。阿芬几乎每天都要给家乡的儿子打电话，她说她需要听到儿子的声音。

　　除了像阿芬这样为生计远赴他乡的大陆卖淫女外，还有为了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而不惜身负巨债在人蛇集团(专门从事偷渡走私业务的组织)的帮助下偷渡至英国的人。

　　阿玲也来自福州，家中有一个17岁的儿子由丈夫照看。在创业失败亏损后，2008年，她借资20万元人民币交付人蛇集团偷渡到英国。她向白晓红直言，她后悔没有一开始就从事现在的工作(性工作)，而是做餐馆服务员或外卖等费力、薪低的工作，白白浪费掉了初到英国的3年时间。当一年前她的一位从事性行业的朋友引她入行时，她没有拒绝，因为当时她确实没有更好的选择。

　　改行给阿玲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不仅在一年内还清了人蛇集团的全部欠款，而且每周都有近600英镑的收入。她打算挣够钱在家乡再买一座房子，之后再干两年就回国。当她津津乐道地给白晓红讲述着这些时，也坦言了她为这份工作付出的代价：“我不得不密切留意我的健康了，经常会有嫖客趁我不备而不采取安全措施。”她耸耸肩又自我安慰道：“不过，问题应该不大，这种事情在这里的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生。”后来，白晓红了解到，嫖客之所以会不采取安全措施，是因为在老鸨的电话中得到了预先许可。但老鸨却向妓女隐瞒了这些，并且没有警示这其中的健康危险。

　　男劳工被压榨体力

　　华人非法移民的女性劳工很多都在面对色情行业的丰厚收入时沦为妓女，被迫出卖她们最后的本钱——肉体。而在英国从事高强度劳动作业的华人非法移民的男性劳工却不得不在低薪又充满剥削的行业里辗转摸爬。

　　在白晓红第一次卧底的那11天里，她结识了来自中国上海的非法移民劳工张先生、秦先生和唐先生。他们就像从边远农村进入上海打工的农民工一样，作为上海城里的贫穷人，也同样离家远走西方。白晓红见到他们时，他们已经在英国漂泊了一年多却仍未寻得驻脚处。

　　张先生和秦先生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曾经是上海的建筑工人。张先生的儿子在上大学，他说他之所以这么卖力，就是因为要给儿子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要有求必应地支持儿子。

　　非法劳工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十分不容易的。最初，张先生和秦先生有时要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一整天，只为等待中介发放的一个班次。直到后来，他们遇到经验丰富的赖先生。赖先生告诉他们，贿赂中介公司行政人员是获取固定工作的捷径。

　　其实，对于华人非法劳工来说，即使找到工作，也是高强度的体力活儿。张先生和秦先生曾在普利茅斯的一家花场工作，3个小时采摘100株百合花只能赚得3英镑。即便这样的活儿，也是季节性的。后来，没活儿可做时，他们就去莫克姆海滩拾贝。据52岁的拾贝工唐先生回忆，强劲的海风令他背痛难忍，只做了一天就无法继续。此外，他们还得整日提防着不可预知的风险。拾贝工人没有渔业经验，不熟悉海上劳作，雇主也不给他们提供安全训练、安全设施，甚至连求救号码都不给他们。遇到危险时，他们又无法以英语告知救生服务处自己的紧急处境。

　　临时性、季节性、人事变化大的工作令这些非法劳工日夜担忧不能按时还清欠款、无法及时寄钱回家。即便如此，对这些不确定性的工作，他们也不敢随意更换，因为每去一个新地方就得重新支付一次150～200英镑的中介费用。

　　工作之余，这些非法劳工的生活是孤独单调的，没有当地的社交网络，又无经济能力消受娱乐活动，身份的隐秘性使得他们习惯于避免出现在公共场所，成为社会边缘之外的人群。等待工作、下班后试着恢复体力、再准备轮班，就是中国非法劳工在英国的生活模式。尽快还清债务、赚够钱、尽早回国，是他们的共同梦想。

　　最无保障的“隐形人”

　　“他们就是生活在英国生产巨轮背后的‘隐形人’，他们是(在国内)无法抵抗市场经济下强势竞争的贫困农民、在基本制造业和服务业中以低薪维持生计的蓝领工人阶层以及在当地缺乏就业机会的年轻人。”这是白晓红对非法劳工群体的总结。

　　白晓红在其发表的有关非法劳工的文章中多次重申，英国政府对非法劳工工作权利的限制，使得他们只能从事最为“3D”(最肮脏Dirty、最不受管制Deregulated、最危险Dangerous)且低薪的劳务工作。2004年，英国《工头执照法》的颁布和2008年移民政策紧缩后计分制度的实行，使得稽查严重，餐饮业不敢再用黑工，这使得原本就不见天日的非法工作越来越地下化，非法劳工的生活变得更加无以为继。许多在英的非法女性劳工均是在这样的打压下被迫走向性行业，而行业的特殊性又使得她们碍于羞愧，连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得不隐瞒真相，进入更加隐形的状态。据白晓红调查，虽然有少数外籍女性进入性行业源于拐卖，但大多为自愿入行，因为收入的丰厚成为她们无法拒绝的诱惑。

　　白晓红关心非法劳工的生存状态，更关心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政策体制和社会氛围。非法劳工一年为英国经济贡献10亿英镑，占GDP约6.8%，但却像“隐形人”一样淹没在充满田园情趣的英格兰城镇下，他们是英国最无保障、最脆弱的劳动力。白晓红期待着文字的力量能够引起政策的改变，期待着她的付出能为非法劳工带来光明。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3年11月上半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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